德国汉学家顾彬：文化的间隙，世界的可能

　　我的老师、德国汉学家顾彬去年底度过了80岁生日。过往几十年，他对于我来说，亦师亦友。

　　我们之间进行过无数次学术对谈，我由此得以深入了解一个汉学家如何看待东西方之间的理解以及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顾彬常说：“译者决定作家的命运”。他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其中最关键的一环是翻译。顾彬第一次接触鲁迅时，看的是德文译本，语言生硬，读起来像三流作品。那时候他以为鲁迅不过尔尔。

　　后来到了中国，读鲁迅的原文才知道他的中文是多么精炼、美丽。对外国读者而言，第一次接触中国文学的“口感”很大程度取决于谁来翻译、怎么翻译。在他看来，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简单替换，而是创造，是在语言之间建桥。

　　顾彬曾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作家普遍不会外语，这会严重影响他们被世界听见的机会。

　　德语世界的普通读者根本无法直接听到中国作家的声音，全靠翻译——而翻译质量又极其不稳定。”他呼吁更多中国作家、学者来德国，多参加对话活动，也多用外语或合适的方式表达自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彼此修正观念，彼此激发新的理解。

　　而这种互为修正的过程，正是跨文化理解的核心——不是谁说服谁的问题，而是我们在接触彼此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原先忽略的盲点。”

　　谈及东西方之间的理解，顾彬曾表示，“文化交流的本质是理解。真正的理解，不是简单的同意，而是让对方说出自己的话。”

　　理解不是我站在原地看你，而是我们都愿意走向中间地带，在彼此的语言中找寻一种可能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从来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一种差异中的接纳，是裂缝中的相遇。

　　语言不是边界，它是间隙，而正是这间隙，才让文化真正开始说话。在这个过程中，误解不可避免，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误解，但这些误解不一定是坏事。问题是，人们是否愿意承认误解的存在，并且在误解中继续努力理解。

　　“每一次对话都是一次尝试、一次靠近。而真正的理解，也许正是愿意不断靠近的姿态。”

　　顾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举例，他之前对某些中国作家持批评态度，但听了他们的回应，或者读了他们后来写的东西，他会重新思考。“有时批评甚至成为真正理解的起点。”

　　对话不是消除差异，而是承认差异的前提下依然愿意靠近。顾彬认为，不必强迫西方来“理解”中国，或者中国“采纳”西方，而是承认彼此的节奏、语言和时间不同，在这个差异中修习一种更深的“共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间的理解，不是终点式的明白，而是过程性的同行，是双方愿意不断走下去的耐心和诚意本身。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过程，既是一种外部的“传播”，更是一种内部的“再发现”。它不仅关乎别人如何认识中国文学，也关乎中国文学如何重新认识自己。

　　文化的“走出去”并不是单向的行动。中国可以讲“好故事”，但更重要的是，愿不愿意让别人也参与这个故事的讲述，甚至改写故事的结尾。

　　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文化传播，在于“被理解”，在于“与世界共同书写未完成的故事”。

　　(作者李雪涛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我的老师顾彬》一书作者)